“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本文拟对这一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点、体制成因及其局限性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在总结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对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益启示。
一、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
在西方“大市场小政府”模式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基本经济制度，是整个市场体制的基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福利制度、维护市场秩序、进行有限的宏观经济干预等，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具体来说，该体制有以下三个最显著特点：
其一，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占主导地位。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基础没有变，变化的只是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从最初规模很小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私人业主企业组织，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股份公司制度，再到富可敌国的全球性跨国公司，本质上都属于私有制经济组织。这就决定了该模式的运行动力是私人资本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该模式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私人资本的利益和意志。
其二，私人企业决策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决策地位低下。经济决策权高度分散在私人企业，私人企业被视为决策的核心，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决策都由私人企业自主作出，然后通过自主签订契约的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最终收益的分配。政府的决策地位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始终没有超越私人企业的支配地位。
其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协调作用。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是私人资本。私人资本根据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决策，以解决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及怎么生产的问题。西方国家迷信市场的自平衡功能，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和供求机制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即使经济出现波动甚至衰退，那也是暂时的，市场最终会让经济实现平衡并走向复苏和繁荣。因此，政府干预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当经济波动过于激烈和陷入衰退时，西方国家政府会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但是干预的力度和程度很小，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因
西方国家“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经济制度、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诸因素决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
其一，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条件下，私人资本最愿意接受的经济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私人资本对任何限制其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和反对。因此，只要实行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就是私人资本最愿意接受的经济体制，也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使私人资本主导和支配资源配置成为现实。
其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在根本上对政府持不信任和限制的态度。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安排中，最高决策机构是立法机关，政府只是执行机构，基本职能是落实立法机构批准和通过的各项政策和法规。在政治实践中，形式上，立法机构是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代表表达意志和实现利益诉求的场所，事实上，立法机关控制在少数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手中，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利用金钱收买立法机构，绑架公共权力，操纵立法机关通过对私人资本利益集团有利的法案，政府履行执行职能只是为私人资本利益集团服务。多党制下的不同党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和意志，不同党派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在立法机构激烈争斗，相互掣肘和拆台，很难就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达成一致，这就使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很难及时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在立法机构难以高效率作出决策、政府的地位与作用被立法机构严格限制和弱化的情况下，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自然被大大加强，几乎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决定作用。显然，以约束和限制政府为宗旨的政治制度是造成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模式的重要政治原因。
其三，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诺奇克等人把自由主义推向极端化，在他们眼里，政府的存在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他们将个人权利与平等对立起来，把是否侵犯个人权利作为判断政府存在合法性的依据，以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政府职能，宣扬最无为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极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在西方大行其道。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对内大力削弱政府职能，积极推行自由化，对外极力推销所谓“普世价值”，鼓吹全盘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跃升为主流经济学，鼓吹最小政府和无为政府是最好政府的奥地利学派死灰复燃。西方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市场调节，削弱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使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向更加偏向市场的方向转变，“大市场小政府”亦成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
三、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性
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一基石之上，过度迷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而妖魔化政府的正当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其一，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普遍放弃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同时不断强化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大市场小政府”成为整个西方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共同方向，政府则从根本上放弃了对产业结构变迁和升级换代的必要指导和引领，其结果是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据支配地位迅速转变到高度服务化轨道上。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纺织、服装、造船、炼钢、家电、汽车等产业开始衰退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由贸易、金融、保险、咨询、广告、旅游、餐饮等构成的金融服务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中，各次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第一产业约为10%，第二产业约为15%，第三产业约为75%。
其二，金融自由化频繁引发危机，全球经济屡屡遭受沉重打击。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普遍走上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各国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传统信贷业务逐年减少，债券业务迅速增长，融资方式的证券化趋势迅猛发展。西方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的表面理由是为了将陷入“滞胀”泥沼的经济拉出来，恢复往昔的繁荣，深层原因则是为金融寡头握有的巨额过剩金融资本寻找谋利空间。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后果是金融大鳄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2008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
其三，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在“大市场小政府”体制模式条件下，西方国家政府不但极力为金融自由化提供便利和支持，还竭力为金融资本支配国民经济和走向世界扫清道路，这就必然加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最初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进而贪婪的金融寡头脱离实体经济，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而实体经济则日益衰败。
其四，财政严重债务化，债务危机频繁爆发。随着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增长缓慢，而极少数金融精英却获取了巨额收入，造成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为了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加强公共福利支出，但是，在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化使财政收入来源不断枯竭的情况下，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债务维持公共支出，从而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当下的发达经济体政府个个债台高筑。
其五，中产阶级趋于没落，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不断加剧。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形成了1%最富有人群与99%低收入人群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其六，经济复苏无望，停滞常态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政府积极抗击危机，试图摆脱危机和衰退，实现经济复苏。西方各国政府的反危机手法大同小异，一是由政府出资救助大金融机构，以防止金融体系瘫痪引发更大的危机；二是由政府出面对面临破产的大公司进行救助；三是紧缩财政开支，减少财政赤字，缩小债务负担；四是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用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刺激消费和投资；五是实施“再工业化”政策，鼓励海外投资回归本土，以提高就业水平；六是加强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方面的投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七是实行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反倾销和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严格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这些政策措施对制止金融危机的深化产生了一定作用，令经济貌似止衰回升。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解决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真正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如就业、收入、投资、消费、技术创新等指标持续低迷，并没有出现向好迹象。
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收入两极化、财政债务化、停滞常态化等问题都与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所贯穿的政府不干预教条密切相关，是其过度迷信私有制和市场，妖魔化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应有地位和作用的结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也表示：“长期以来，太多的聪明人认为纯自由市场法则，将帮助经济（至少健康的经济）找到正确的平衡。但是就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本身不能简单地实现平衡。实现平衡需要行动，它需要干预。”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是时候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让市场法则起统治作用，我们将变成全球经济最大的旁观者、潜在的最大被淘汰者。我们的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债务和更少的钱花费。我们的商业将有更少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我们未来几代人将缺少机会。”这些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四、几点启示
中国正在启动新一轮经济改革，目标是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在总结和吸取西方“大市场小政府”模式深刻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出发，探索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其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也不应该是全盘私有化，而是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不但会使改革归于失败，而且会葬送社会主义，断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业。在新一轮改革中，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其二，正确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西方“大市场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客观辩证地看待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我国走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健全，很不成熟，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做到：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水平；完善市场体系，消除市场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地区、各部门自由有序流动，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健全市场规则，激励市场主体在技术、产品、管理、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并获得创新红利，优胜劣汰。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忽视其固有的缺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等于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更不等于放任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市场配置资源应当在科学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自发调节的弊端可能造成的危害。
其三，正确理解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妖魔化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当地位和作用是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最大弊端，西方经济发展出现的严重问题，都与这个弊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弱化市场的作用，更不是要用政府替代市场，而是要让政府帮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作用，让政府做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在这里，有三项工作是政府必须去做的。
一是政府要对资源配置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市场调节通常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对市场主体决策活动的影响来进行资源配置，但是市场价格信息具有短期性、时滞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难以确保市场主体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不能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的指导和引领，这已为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政府通过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进行宏观调控等，对市场主体的决策活动进行指导和引领，使市场主体的决策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保持一致，这有助于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有助于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有助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政府要参与资源配置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投资和发展国有经济参与资源配置是十分必要的。国有经济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平与效率、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统一。因此，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就要求加强和壮大国有经济，这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国有经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要在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是政府要为资源配置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市场配置资源要靠完善的制度来支撑。支持市场的制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关的习俗和习惯，这类制度是约定俗成的；再一种是法律和规则体系，这类制度需要自觉建构，主要靠政府来提供。在我国，建立依法运行和依法治理的市场经济是当务之急，加大政府进行制度构建的力度是形成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目前，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和体制创新及相应的制度建设。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轻视、弱化、甚至贬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统一，才能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
其四，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西方“大市场小市场”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强调机会公平而轻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放任财富占有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极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而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持续停滞甚至不断走低，导致绝大多数人借债消费的虚假繁荣，损害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重视机会公平，也要重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统一。为此，要努力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推动经济民主，维护劳动者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探索按劳分配的有效实现形式，规范按要素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制止两极分化加大的趋势，让全体人民真正共享改革成果。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增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才能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本文章摘自2014年《红旗文稿》第22期，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